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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火电竞地址:科研与智库成果选题与思考切入点

发布时间:2022-10-03 04:03:31 来源:下载雷火电竞 作者:雷火电竞地址

  对于高校、科研机构和图情机构的教学科研人员以及研究生而言,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科研与智库成果如何进行合适的选题问题,这无疑是科研项目和智库决策建言的起点和基点。

  摘 要:[目的/意义]针对高校、科研机构和图情事业机构的教学和科研人员所遇到的研究选题问题,结合笔者自身心得体会,为科研与智库的成果选题提供参考。[方法/过程]以笔者十年来数十个科研与智库的选题案例,归纳总结关于选题应当思考的若干切入点,揭示选题中的诸多规律和特点。[结果/结论]提出了发现萌芽状态的问题和趋势并提出新研究命题,在交叉学科和交叉领域中思考选题,在全局的战略视野中发现问题所在,对老问题作出新概括,在适当的时间进行理论的提炼归纳和总结,在实地和文献调研基础上形成选题。

  对于高校、科研机构和图情机构的教学科研人员以及研究生而言,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科研与智库成果如何进行合适的选题问题,这无疑是科研项目和智库决策建言的起点和基点。笔者结合自己近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年来的科研与智库成果的选题实践,试图归纳在进行科研与智库成果选题中思考的若干切入点,以求教于业界同行。

  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全球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和重塑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会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新的发展趋势需要进行研究和决策建言,这就需要我们具有敏锐的眼光,善于在事物起始的端倪之际加以把握,在事物浪潮酝酿涌起的当口加以洞察,从而提出新的研究命题。

  笔者2010年8月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所长之后,曾先后组织编撰了《智慧城市辞典》[1]、《信息安全辞典》[2]、《科技创新辞典》[3]。

  这是基于2010年底上海提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构想和发展目标,此时中国大陆智慧城市的发展刚刚开始萌芽,对智慧城市普遍缺乏认知。《智慧城市辞典》试图从智慧城市、智慧事业、智慧技术、智慧实践四大部分阐述可持续发展的全新城市创新理念,描绘泛在、绿色、惠民的城市建设愿景,普及城市智能化技术的基本知识,介绍并借鉴全球智慧城市实践的经验,回答什么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属性和内外特征、智慧城市包括哪些发展阶段和内涵、智慧城市的灵魂与精髓体现在何处、智慧城市的发展理念对于未来城市的走向具有什么战略意义和重要启示等一系列问题,试图体现出问题导向、现实导向和目标导向。由笔者组织科研人员共同编纂的《上海市公务员智慧城市知识读本》[4]也是同样的例子。

  这是基于2012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了信息安全的命题,而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信息安全、网络安全以及网络空间安全的理论与实践开始引起越来越大的重视,并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信息安全辞典》构建起了由信息安全、信息安全威胁、信息安全政策、信息安全法律、信息安全标准、信息安全产业、信息安全教育、信息安全研究等十大部分组成的研究框架,试图阐述信息安全的新背景、新形态和新战略,向业界介绍全球信息安全研究的最新进展,向公众普及信息安全技术的基本知识,提高公民信息安全的素养。在《信息安全辞典》即将付印之时,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大会报告中提到了各类安全问题,包括国家安全、国家粮食安全、信息安全、基金安全、公共安全、全球生态安全、国家能源安全、发展安全、国家安全战略、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军事安全等。在以上安全领域中,信息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已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命题,且其他各领域和主题的安全问题无一不与信息安全有关,需要通过全球治理、法制建设和信息安全素养的提升等来加以积极应对,并发挥人类的智慧来破解信息安全带来的各类难题。显然,《信息安全辞典》正当其时地提供了在当时较为全面的信息安全研究资料线索和信息安全基本知识学习指南。

  这是基于2014年5月习在上海考察时要求上海加快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新要求。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领,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2014年8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创新驱动专题学习会。同月,《科技创新辞典》开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和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科研人员合作编撰。《科技创新辞典》分为科技创新研究(细分为理论、方法、人才、文献与展会)、科技创新战略(细分为国家、城市和园区)、科技创新趋势(细分为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可持续发展、前沿技术)、科技创新法律(细分为国际和国家)、科技创新评估(细分为全球创新城市指数、全球竞争力报告)、科技创新机构(细分为管理机构、研发机构、智库)六大类别,试图向人们提供较为全面的科技创新研究资料与线索和基本知识学习指南。《科技创新辞典》于2014年底完成后,于2015年1月上海召开两会期间重点讨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时及时为上海决策层提供了参考。

  2011年,在智慧城市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本着专业的好奇心,尝试从智慧城市的路径在全球的科技文献中查询了有关智慧图书馆的研究成果,发现在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还处于起始阶段,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关于这一命题尚缺乏深入研究的成果。于是从2011年开始,围绕智慧图书馆这一新研究命题,笔者先后撰写了一些研究论文,如《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智慧图书馆》(《图书馆建设》2011年第12期)、《再论智慧图书馆》(《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11期)、《论智慧图书馆的三大特点》(《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年第6期)、《略论智慧图书馆的五大关系》(《图书馆杂志》2017年第4期)、《图书馆应弘扬“智慧工匠”精神》(《图书馆论坛》2017年第3期)、《智慧社会是智慧图书馆发展的新境界》(《图书馆杂志》2017年第12期)、《关于智慧图书馆未来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数字图书馆论坛》2018年第7期)等。

  笔者于2015年5月在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图联大都市图书馆委员会年中会期间,有机会首次实地体验了德国康斯坦丁大学图书馆的“融合图书馆”(Blended Library)。经文献查阅,这一研究在中国大陆基本还处于空白,于是笔者于2015年下半年撰写了《融合图书馆初探》(《图书与情报》2016年第1期),介绍了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关于融合图书馆的研究与创新探索,并提出了融合图书馆具有融合化、互动化、可视化、泛在化和智能化五大特点,认为融合图书馆是引领未来的智慧图书馆的高级形态。

  随着2017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开始聚焦于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笔者感到图书馆将要面临重塑与更新的挑战与机遇,于是从2017年起,笔者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人工智能与图书馆的服务重塑》(《图书与情报》2017年第6期),从图书馆的服务、文献资源、人力资源、服务空间、读者用户和服务项目六个维度对人工智能已经和将要带来的图书馆服务重塑命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服务重塑是图书馆迈向新时代的新征程。随着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服务重塑实践的逐步展开,一些现实新问题与新难点开始产生,呼唤理论工作者予以解答,于是笔者于2018年底又撰写了《关于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服务重塑的五个问题——再论人工智能与图书馆的服务重塑》(《图书与情报》2019年第1期),分别就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服务新增长极、人工智能导人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可及性、处理好以人为本与数据驱动的关系、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人工智能推进中的价值引领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阐述。但再论的研究文字还是意犹未尽,于是在2019年上半年,笔者以《论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更新》(《图书情报知识》2019年第4期)为题,围绕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更新是顺势而为的演化进程、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更新应秉持“向善至善”的价值追求、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更新为“后全面小康”谋篇布局等维度进行了更为深入、更为广泛的研究阐述。显然,人工智能与图书馆重塑和更新是未来几年图情界研究的新趋势和新命题。

  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和持续推进,进一步促进了交叉学科和交叉领域的发展,形成了多学科交叉和多领域突破的科研与智库成果选题的新特点,多学科交叉、跨领域思考、大格局谋划、全空间渗透、全方位推进、跨地域协同、各行业融合成为发展趋势。无论是科研项目的选题还是智库成果的选题,都受到了这种发展趋势的影响,也为边缘创新提供了新空间。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信息的发布、传递、互动、载体、分析、安全等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根据这些新现象,笔者撰写了《被互联网挑战的时代》(《社会观察》2013年第3期),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和论述:新时间观的挑战——信息发展的分钟时差;新空间观的挑战——信息传递的泛在跨界;新价值观的挑战——信息互动的自由平等;移动新媒体的挑战——信息载体的首选;大数据的挑战——海量数据的分析挖掘;信息安全的挑战——信息安全面临空间威胁、侵害和误导。《信息化具有全域赋能作用》(《人民日报》2019-04-12)一文,则从信息技术发展正引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国家治理新领域的背景,提出要深入把握信息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意义,努力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指出信息化具有全域的渗透性、交织性和融合性特征,正在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全域赋能。工业互联网、全域旅游、无纸通关、移动支付、一网通办、城市大脑、远程医疗、智能养老、智慧法庭、公共文化云……各领域各行业的创新发展充分反映了信息化的全域赋能作用。《数据驱动时代的特征与图情教育的创新转型》(《图书情报知识》2016年第1期),则从数据驱动的时代背景出发,指出图情事业正步入数据共享与智慧融合的发展轨道,探讨了图情人才培养的创新转型问题,包括培养大数据的领军人物、卓越的工程师和创新团队。

  2015年,“互联网+”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这一极具想象和创新的新理念和新模式,为科研与智库的选题带来了启发。[5]笔者即时撰写了时评文章《从“互联网+”看信息化战略制高点》(《文汇报》2015-03-18,《红旗文摘》2015年第6期),指出信息化战略是新一轮创新发展的动力引擎,信息化具有综合性、渗透性、前沿性、实践性,抢占信息战略制高点需硬实力和软实力并举。在此基础上,笔者就此命题在更广范围和领域中进行了思考,撰写了《万物互联时代的中国大趋势——对“互联网+”的多维度观察》(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5期),从由网络大国到网络强国、由线上到线下的全面拓展渗透、行业互联网的升级版、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载体与新机遇、理念创新的溢出效应、空前的网络安全预警等方面对“互联网+”进行更为深入的阐释。《关于加强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综合施策的若干建议》(专报2015年9月),则从决策建言的角度论述了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挑战的国家信息安全管理应秉持综合统筹的总体安全观。

  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信息学科全新的研究内容、理论观点和方法,并促使人们思考全新的学科框架。在此背景下,2015年,笔者会同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的科研骨干,进行了团队的协同创新,共同撰写了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科研成果的《信息社会引论》,[6]并将其列入“学术前沿丛书”。全书分为信息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信息社会的框架与体系、信息技术的渗透与融合、信息时代的政府与民众、信息经济兴起与繁荣、信息安全的威胁与对策、信息社会的法律与政策、信息社会的挑战与治理、信息文明的内涵与前景、未来发展趋势与展望十大部分。这些内容都体现出学科交叉和领域突破的研究特点。

  2013年11月起,笔者作为课题组长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大数据与云环境下国家信息安全管理范式及政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3&ZD185),[7]对于这一课题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如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大数据、信息安全管理顶层设计、网络安全观和发展观、网络文化、网络安全专业智库等,先后撰写了一批论文。如:《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制度的顶层新设计》(《中国信息安全》2013年第12期,《新华文摘》2014年第5期)、《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年第2期)、《大数据的特点与精髓:多维度观察》(《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18辑,2015)、《大数据环境下信息安全交织特征及其政策路径选择》(《信息安全与通讯保密》2015年第6期)、《略论网络文化的六重融合趋势及应对策略》(《中国信息安全》2015年第4期)、《习的“网络观”述略》(《国家治理周刊》2016年第1期)、《加强中国特色新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专业智库建设论略》(《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1期)、《论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的新特点与新要求》(《图书情报工作》2016年第6期)、《再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年第5期)等。

  这一选题试图从纵向的维度将信息文明融入图书馆发展的整体进程进行审视,相当于换了一个角度梳理一遍图书馆发展史。论文论述了前信息文明与图书馆的发展进程,包括文明载体的变革、信息通信变革、图书馆功能等;论述了信息文明起源发展与图书馆的持续创新,分析和归纳了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图书馆、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四波创新发展的浪潮;以面向未来的视野,论述了信息文明的繁荣转型与构建城市图书馆新文明体,包括信息文明的万物互联之智、历史文明的文化积淀之传、城市文明的穿越时空之学、生态文明的绿色宜学之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之彩等。[8]

  中国传统文化在科研与智库研究的选题中可以引发诸多不一般的基础理论研究选题并起到边缘创新的独特效果。

  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上海地区科研与智库选题较为集中的主题。笔者通过大量的文献调研后发现,传统的中国地域文化和图书馆的创始发展是一个全新的有待开垦的学术荒地。2019年适逢中国国家图书馆创建110周年,笔者撰写了《论江南文化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创始与发展》(《图书馆杂志》2019年第9期),试图解析和剖析国家图书馆110年来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的密码和文化基因、文化资源及文化动能。论文分别论述了江南文化为国家图书馆提供了土壤,江南文化为国家图书馆注入了重要的发展资源(包括人才资源与文献资源),江南文化为国家图书馆提供了改革创新的参考借鉴。论文指出了地域文化和图书馆事业的创始与发展是新的重要研究领域。

  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围绕“智库”的定义也展开了许多讨论。但由于智库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缺失,有学者和媒体认为“智”字是从日从知,并望文生义地认为简单的造字法蕴藏着深邃的智库之道,这与汉字“智”原本的造字结构和意义显然不符。为了从中国传统语言文化角度加深对智库之“智”的多层次和多维度认知,笔者撰写了《智库之“智”的多重内涵》(《文汇报》2017-03-01),指出从古代汉字造字方法方面观察,“智”属会意字,由表示气从鼻出的“白”、表示助气的“亏”和表示僚于心疾于口的“知”构成,意为明白于内心并敏捷地在口中予以表达的知识和智慧。[9]表示气从鼻出的“白”经隶变成为“日”,与表示时间的“日”在字音字义上没有关系。同时,在古代文献的训诂中,“智”也有无所不知、见微知著、决之断、知有所合等丰富的含意。这些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中关于“智”的解析的多重内涵,对于提高中国特色智库的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的进程中,出现了决策咨询在建言关系、建言时间、建言内容上的问题。从现实的问题意识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决策咨询的智慧,笔者撰写了《谈谈智库决策建言的“度”》(《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3期)。文章提出了智库建言“适度”的命题,指出了在决策建言关系上需要“若即若离”,在决策建言时间上需要“见微知著”,在决策建言内容上需要“良药忠言”,并认为“若即若离”是建言关系的最佳状态,“见微知著”是建言时间的最佳节点,“良药忠言”是建言内容的最优作风。

  2014年11月,在浙江乌镇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关于网络空间安全主题的闭门圆桌会上,笔者曾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字作了第一个发言,指出“共”字在中国古文字字形中呈两手持执同举形状,解释为“同也”,意为携手共举。[10]按照“共”的文化理念,我们应当以和平之网共建、安全之网共护、开放之网共育、合作之网共推、多边之网共举、民主之网共治、透明之网共担、法制之网共立、互联之网共享、互通之网共赢的“共”的价值观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规则体系的构建。2015年12月,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关于网络空间安全主题的闭门会上,笔者又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合”字作了第一个发言,指出“合”字在中国古字中呈三合之形,下为口,所谓三口相合为口,解释为“合口也”,也可解释为器物相会、以口对答、岁时会合、共同祭祀等。[11]多口相合的古代文化智慧,正应当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核心理念,在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坚持多边和多方参与,使互联网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笔者在两次内部发言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以共建、共治、共赢文化构建中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信息安全》2015年第12期)、《以文化的力量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规则体系》(中国信息安全)2016年第11期)等文章。

  科研与智库的选题需要登高望远,在全球视野、全国视野、全局视野、全区域视野和全行业视野中环视鸟瞰。视野不同就会胸怀不同、眼光不同、识见不同,而在全局的战略视野中往往会有许多问题被发现,从而形成科研与智库的选题。

  2010年前后,市民阅读率上升下降成为图书馆界和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有机构经过抽样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市民阅读率呈下降趋势。笔者当时主管上海市中心图书馆的工作,也实地调查了数以百计的上海区县和街镇的公共图书馆,当时的年度统计数据表明,每年全市的读者到馆数、办证数、外借数等图书流通数都呈大幅度上升趋势,连续多年呈20%左右的递增。笔者当时在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所了解到的情况也是阅读数据普遍呈上升趋势。正是在全局的视野下,笔者对阅读率下降在内心提出了疑问,于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近年来市民阅读率是下降还是上升?》(《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5期),用相对全面的数据对阅读率下降提出了质疑,提出当时的市民阅读率不是下降而是上升。同时文章对阅读率上升过程中书本阅读、电子阅读和网络阅读的立体发展格局,对阅读率上升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体制机制创新、城市学习环境优化和阅读率在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不断改变着广大读者的学习方式和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领导、学者和公众自然有了如下的疑问:在数字网络环境下还需要建大型公共图书馆吗?上海图书馆东馆(也称为上海图书馆二期工程)就是当时被质疑的对象。要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将这一问题放在全局视野下来思考,于是笔者撰写了《数字网络环境下建大型公共图书馆的必要性——以上海图书馆二期工程建设为例》(《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6期),从城市图书馆的文化功能定位、现有空间、全球发展、新旧虚实功能的融合等方面,充分论证了上海图书馆二期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实际上,这一问题也是当时全国许多城市在建设新图书馆时面临的共同现实疑问。

  这是一个时评文章,带有智库建言的性质。笔者结合2014年11月参加在乌镇举行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所见所闻所思,对于上海如何在新形势、新环境下奋发有为,坚定前行,适时撰写了《乌镇启示:如何牵住科技创新的牛鼻子》(《文汇报》2015-01-06),以良药忠言的笔法,秉笔直书地指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不能游离于全球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澎湃发展的大潮,不能没有一群互联网经济和网络文化的领军人物,不能在基于互联网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新常态中处于落后的状态,甚至被边缘化。

  中国城市图书馆经过2000年至2015年三个五年规划的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城市图书馆迫切需要创新。关于如何在全局视野下以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谋划新一轮中国城市图书馆的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笔者撰写了《新一轮中国城市图书馆创新发展论略》(《图书情报工作》2017年第1期),指出中国新一轮城市图书馆创新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万物互联和万物智能的挑战、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挑战、快速城镇化的挑战、全面小康文化目标的挑战、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挑战等。基于此,新一轮中国城市图书馆的创新发展应着力于五个重点,包括构建城市图书馆服务共同体、创新城市图书馆的全域服务、谋划城市图书馆的造绿路线图、精准落实文化全面小康目标和以文化自信引领超越。

  从全局视野观察,2017年至2018年前后的公共图书馆决策咨询工作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笔者撰写了《公共图书馆决策咨询工作面临的三大挑战与发展定位》(《图书馆杂志》2018年第6期),指出公共图书馆的决策咨询工作正面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以大数据为标志的信息化发展新阶段的三大挑战。论文指出,公共图书馆的决策咨询工作应当形成新的发展定位,发挥五大功能,包括预示重点难点、警示拐点交点、揭示痛点堵点、显示清点力点、解示热点评点,以进入公共图书馆决策咨询工作的新境界。

  每一个学科和领域都有一些基本的问题需要进行长期和不断的关注。由于历史背景、研究方法、视角维度的不同,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老问题同样可以作出全新的概括。

  公共图书馆的品牌研究不属于学科与智库的研究热点,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以来三十年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品牌的创意与生动实践需要进行理论总结,并实现与时俱进的再出发。笔者在浙江省图书馆培训演讲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资料收集与案例准备,撰写了《论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年第6期)一文,解析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训诂文化和特点;分析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时代逻辑,包括从一般需要到更高需要的读者逻辑、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转型逻辑、从独体建设到共建共享的发展逻辑、从传统品牌到网络品牌的创新逻辑、从城域服务到面向世界的时代逻辑等;列举了因势而谋的“文津图书奖”、全域服务的深圳“图书馆之城”、历久弥新的“上海图书馆讲座”等典型案例;从理论上深入剖析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德性方法,包括高度的文化、深度的内容、长度的人才、力度的技术、宽度的融合、广度的覆盖、厚度的体系;对公共图书馆品牌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

  发挥好国家高端科技智库功能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智库的新要求,而关于科技智库,过去曾有过“参谋、耳目、尖兵”的定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国家对科技专业智库提出的新要求,国家对智库功能提出了新要求,如:要对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为国家重大科技决策提供咨询建议;要健全国家科技预测机制,完善国家科技创新调查制度等,这就提出了国家高端科技专业智库更为具体的定位要求。笔者结合一般智库规律和科技智库的特点,撰写了《略论国家高端科技智库的功能定位》(《情报学报》2018年第6期),归纳出了十大功能,即“咨询国是、参谋智囊”的思想库、“立足全局、把握战略”的指南针、“学理探索、问题研究”的研究者、“全民教育、提升素养”的科普师、“登高望远、传递信息”的千里眼、“见微知著、预见未来”的显微镜、“预警预报、整合协同”的预警机、“观测扫描、聚焦发现”的探照灯、“监测跟踪、互联感知”的传感器、“智慧洞察、前瞻储备”的挖掘机,从而对国家高端科技智库的定位做出了全新的概括。

  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方面的重要体现,对于当代公共图书馆的理论和实践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笔者曾于2013年撰写了《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初探(上、下)》(《图书馆杂志》2013年第5~6期)。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笔者根据70年来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道路所体现出的历史逻辑、读者逻辑、实践逻辑、开放逻辑和创新逻辑,对这一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探索、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进行了新的归纳,撰写了《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六大特点》(《图书馆》2019年第9期),从政府主导、社会覆盖、技术引领、地区协同、社会共创、融入全球六个方面进行了新的概括、研究和阐释,指出“政府主导”是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具有体制机制特征的基本逻辑和主要脉络。

  公共图书馆的功能是一个老问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等权威文献中均有界定和阐释。2019年9月8日,正值中国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之际,习给国家图书馆8位专家回信,这一回信虽然只有252个字,但指出了公共图书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揭示了新时代公共图书馆的核心定位、使命和功能,促使我们对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功能进行再认识。[12]笔者即时撰写了《对公共图书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三大功能的再认识》(《图书馆杂志》2019年第10期),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对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重要标志的再认识,包括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容器、体现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华文明融合收藏传播的重要机构;二是对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重要场所的再认识,包括提高国民素质的社会教室、滋养读者心灵的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自信的公共空间;三是对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创新载体的再认识,包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平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赋能神器、推动全民阅读发展的主导载体。

  科研与智库的有关选题往往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应当长期关注、持续思考并不断深化,在适当的时间进行理论的提练、归纳和总结。

  国内外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往往通过新的数据标准体现出来,这些数据标准的信息成为引领未来图书馆科学发展的新标杆和新追求。笔者撰写了《基于数据信息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分析与展望》(《图书情报工作》2013年第5期),总结归纳了公共图书馆数据信息的十个转变与趋势,这就是从规模数据到效益数据、从硬件数据到软件数据、从常规数据到新颖数据、从主体数据到客体数据、从内在数据到外在数据、从静态数据到动态数据、从单一数据到综合数据、从样本数据到全本数据、从发展数据到绿色数据、从现实数据到目标数据。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就是专报。通过所积累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笔者撰写了《智库专报五大要素探析》(《情报资料工作》2017年第4期)。五大要素即选题为本、导言为引、信息为重、对策为要、适时为上,文章从创新性、多样性和可操作性的角度,结合十多个案例对五大要素进行了具体解析。如在“选题为本”中,提出了四个维度:问题导向与价值发现、现实导向与实际调研、需要导向与有的放矢、特色导向与可操作性,并对选题的预测、预判、预警以及选题、破题和解题进行了具体阐述。

  笔者曾于2016年提出了公共图书馆“全域服务”的命题。两年之后的2018年,随着公共图书馆全域服务实践体系的创新发展,呼唤理论工作者对全域服务进行更为深入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述,于是笔者撰写了《论公共图书馆的全域服务》(《图书馆建设》2018年第4期)。认为全域服务是对单域和多域服务的突破和超越,体现出线性时间与立体空间的延伸、穿越、塑造、融合、选择、平衡等丰富逻辑;指出全域服务在中国公共图书馆实践创新中已形成了城乡一体总分型、主题活动推动型、社会协同共建型的新模式;指出全域服务是未来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的重要理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许多城市出现了数量颇为可观的新图书馆建筑,这些建筑作为公共空间所展示出的美与文化的力量为学界进行理论的提炼和总结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笔者有幸在数十年中实地调研并观赏了其中的诸多建筑,亲自体验了这些建筑给读者服务所带来的变化,于是撰写了《全球大都市图书馆空间设计的发展特点与读者服务》(《图书馆建设》2019年第1期),指出大都市图书馆的空间设计体现出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的特点,体现出文化地标、文化展示和文化记忆的发展趋势,展示出以读者为中心和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展示出通透连接、以人为本、绿色生态的设计思想;呈现出大都市图书馆形态多样和面向未来的特点,呈现出城市教室、休闲场所、公共空间的功能特征。

  无独有偶,笔者还围绕全球国家图书馆三十年来的发展,撰写了《论全球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学术性格与文化意蕴》(《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年第5期),论文的总结与归纳以法国国家图书馆、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卡塔尔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为典型案例,从文学、史学和哲学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阐述,指出从三十年的时间轴的向度,登高回望这一轮世界国家图书馆新馆建设热潮,可以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新馆建设无疑发挥了这一时期全球国家图书馆建筑群像展翅飞翔的头雁作用。

  2018年12月,首届全国灰色文献年会在东莞图书馆召开,关于灰色文献地位与价值的命题引起图书馆业界新的重视。笔者在年会发言的基础上,对灰色文献的价值进行了新的归纳与总结,撰写了《略论灰色文献的八大价值》(《图书馆建设》2019年第2期),分别论述了灰色文献的稀缺性文献价值、不对称性情报价值、史料性历史价值、多样性数据价值、多维度社会价值、参考性智库价值、独特性学术价值、收藏性经济价值,指出应加大对灰色文献的采访、整理、保护和共享。

  围绕某一主题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在翔实的文献数据和鲜活的实践案例基础上形成科研与智库的选题,这是形成有价值的科研选题和有针对性的智库建言选题的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笔者曾先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世界级城市图书馆指标体系研究(05AT001,2008年结项)、“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11AT001,2017年结项)。[13]借助课题研究和笔者所担任的国际图联大都市图书馆常设组成员的便利,笔者曾到访了数以百计的中国和世界各国国家图书馆和城市图书馆。在实地调研、人物访谈和文献查询的基础上,笔者撰写了《全球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层级架构不同模式研究》(《图书馆杂志》2013年第12期)。论文以全球24个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案例为主要分析对象,将全球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层级架构的模式划分为总分馆型、多系统型、多层次型、多功能型、多元化型、单独体型六种类型,并深入剖析了层级架构模式分类的人文背景,提出了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层级架构未来发展的路径构想,包括注重顶层设计的科学发展、注重同城整合的一体发展、注重区域统筹的均等发展等具体路线 关于城市精细化治理理念与相应举措的选题

  作为超大城市,上海于2017年提出了精细化治理的新理念,但用全球最高标准加以对比,用市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需要加以对照,用日新月异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以衡量,可以发现仍然存在不少差距。笔者在各方面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题为《当前上海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五大理念及相应举措》的上海新智库专报,提出应以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新理念,秉持全域管理、总体管理、人本管理、主动管理、智能管理五大管理理念,运用人工智能、数据算法、社会管理的方法,实现超大城市的重塑和更新。

  《中国三、四线城市旅游发展亟待理念创新》。笔者在河南安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丹东、江苏徐州等中国三四线城市的实地调研中发现,如何将创新发展理念融入中国三四线城市旅游发展之中,努力提升这些城市负责人的眼光和扩大他们的视野,积极探索并推动地方旅游吸引物的价值发现、价值整理、价值宣传、价值保护,是中国三四线城市在创新转型中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重要问题,于是在2017年形成了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专报的选题。专报中提出了如下建议:红旗渠申遗宣传应注重使用世界文化语言;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吸引物不应只是大草原,而应包括林海、村落、冷极、林业、文化、国门等;辽宁丹东作为中国海岸线北端起点的价值需要再发现;河南安阳大峡谷的时空价值应重新定位。另外,应注重提升城市管理旅游独特价值发现的眼界,应注重整合集群战略,应注重旅游宣传策略的调整和完善。

  《推动中国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笔者在福建泉州进行调研后,于2018年形成了国家高端智库的专报的选题。专报以福建泉州的调研为基础,提出旅游吸引物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和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和谐文化价值需要重新发现并彰显,旅游业发展需要实现从浅层展示至深层挖掘的转型,旅游实践策划需要实现从碎片孤岛到主题演绎的提升,应以文化敬畏之心统筹建设旅游景点,应以旅游城市的全新定位更新城乡环境,全方位优化旅游业发展格局,实现从历史文化名城到独特旅游目的地的城市转型。

  《关于对接国家战略推进上海文旅深度融合的若干建议》。上海如何对接“发展全域旅游,壮大旅游产业”国家发展战略,如何促进“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工作理念和“推动文旅各领域、多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的发展要求在上海落地,积极主动地把握文旅深度融合与上海全力打响四大品牌(服务、制造、购物、文化)历史性交汇的发展机遇,这是上海需要积极面对并予以破解的现实问题。笔者结合前期调研,形成了上海新智库的专报选题,提出了若干建议,如将上海文化旅游的分散珍珠汇聚整合串成片线(编制上海文化旅游地图和上海文化旅游指南),立体延伸上海文化旅游的时间和空间(开发上海夜晚旅游的时间潜力,开发上海文旅融合的空间潜力),实现上海旅游由粗放型浅层次向融文化深层次的转型(提升传统上海旅游“外滩、东方明珠、豫园”老三篇的文化品质,重新策划上海一日数日文化旅游线路,创意策划上海一周游乃至一月游自助攻略,提升上海建筑可阅读的境界),创意开发高品位的上海文化旅游纪念品(组织上海文创旅游纪念品年度评选),将文化阅读融入城乡民宿(将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延伸至城乡民宿),打造上海都市文化旅游新吸引物(将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海图书馆东馆等打造为上海都市旅游新景点)等。

  笔者受邀自2016年起担任了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理事会的理事长,有机会参与该馆的管理事宜。其间对2017年起步的上海市嘉定区公共图书馆的“我嘉书房”进行了多地实地参访调研,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促使自己从多个维度分析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典型案例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撰写了《基于生动实践的中国公共图书馆理论创新——以“我嘉书房”为例》(《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7期)。论文指出:从实践价值而言,“我嘉书房”是多方共建共享共赢的新模式,是县域总分馆建设的新探索,是主题图书馆建设的新实践,是公共图书馆全域服务的新形态,是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的新路径,是图书馆文旅深度融合的新形态,是深化阅读推广的新载体,是后全面小康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思考;从理论意义而言,“我嘉书房”丰富发展了公共图书馆的定义和特点,彰显了江南地域文化的特质,丰富了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新模式。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科研与智库的选题有时会有命题作业,尽管如此,也需要我们未雨绸缪,对一些主题进行长期专注与跟踪,持续深入思考。这样才能在命题作业中提供最新的数据分析和趋势研判,在平凡的选题中提供创新阐述和不一般的数据与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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